六合精英论坛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回顾与

更新时间:2019-11-04

  :本文以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两种范式为主线,对近十余年国内外主要的新媒体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深化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变异、言语行为、面子与礼貌、身份建构等重要议题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学科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更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数字时代的言语互动、交际模式与行为的发展。

  作者简介:吴东英,女,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比较话语分析。代表作:“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和“方言变异还是语体变异——内地与香港娱乐新闻语篇范畴的差异分析”,E-mail:李朝渊,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E-mail:chaoyuan.u.hk;冯捷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E-mail:(北京 100029)。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基金#4-ZZFB、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JGB051及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158的支持,特此感谢。

  任何一种媒介/媒体在出现之初都可被称为“新媒体”。笔者区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媒体向公众提供的内容,是媒体运营方编辑提供的,还是不需要通过媒体单位这一环节而由媒体用户自身创造的。所有新媒体都依托互联网,但并不是所有依托网络的媒体都是新媒体,例如,媒体机构的官方网站就不属于本文所涉及的新媒体,因其虽具有客户留言、评论等一些互动功能,但主要的内容是由媒体机构提供,而非由普通用户自主创造。

  在本文中,“新媒体话语”泛指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话语。这一术语可被视为英文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CMCD)的翻译,即“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以文本为主要讯息传播方式的互动”中产生的线)。此处“计算机”和“文本”均取其广义:“计算机”泛指通过网络(局域网、因特网)与其他设备联结的、能够促进人际交流的设备,可以是台式或移动计算机,也可以是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平板设备等;“文本”泛指文字、符号、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的讯息。从较早的手机短信、聊天室、网络论坛、网络游戏社区,到当下时兴的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又称社会化媒体),都是“新媒体”的例子。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依托网络的新的交流工具和应用程式不断涌现,很难穷尽性地列出所有的新媒体①。李宇明(2015:10)指出,“新媒体与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既是语言科学与技术开拓的新地域,又是语言科学与技术施展身手、发展壮大的舞台”。本文将以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②两种范式为主线,对近十余年国内外关于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梳理,以深化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变异、言语行为、面子与礼貌、身份建构等重要议题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变异社会语言学是以Labov(1966,1972)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变体学派,主要关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的变异分析;通过定量分析,研究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职业)之间的相关性。变异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本质观(essentialism)③的代表,把语言看作是异质有序的客体,认为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背景因素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只要语言使用者是女性,她的语言使用就具有某种特征,比如较男性使用的语言更为规范或委婉。因此,语言使用者被看作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受到包括自身背景因素在内的多种语境变量的限制和塑造。

  有别于变异社会语言学,以Gumperz(1982)为代表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到连续的谈话和篇章,以描写和解释交际过程为主要研究任务;因其根源于语言人类学,以定性分析为主要方法,注重个人语言变异的表现和原因。互动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非本质观(non-essentialism)的代表,认为语言使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不是语境塑造人,而是人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资源来塑造语境,标示与协商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在交际互动中协商和建构意义。

  从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新媒体语言是一种由于新的交际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变体。因此,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在描述这种新兴语言变体的特征。然而,人们渐渐意识到,尽管有许多奇异的创新,这种语言变体与已有的语言变体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将新媒体语言变体视为同质化的观点渐渐衰落,学者们开始探讨新媒体平台上各类不同语言社团和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实践。

  最早提出“电子语言”(electronic language)概念的是Collott和Belmore(1996),认为这是英语的一种新变体。此后又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语言现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David Crystal。他将网络语言统称为NetSpeak,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与其他媒介环境下的语言相区别的语言变体,而这种变体自身又是同质的,表现出只有在网络环境下才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Crystal 2001,2008)。与Crystal的认识论相似,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其他语种的网络变体,例如网络汉语(Gao 2006;黄国文2005;陈佳璇2008)。还有学者编纂了专门的网络语言词典,如《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于根元2001),《新华网络语言词典》(汪磊2012),《最新网络交际用语辞典》(周建民、熊一民2014[2008])。Danet和Herring(2007)编辑收录的论文中约有一半是对网络语言特征的研究,涉及汉语、日语、希腊语、法语等语种,这些研究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相当一批关于各语种网络语言特征的研究(详见Danet and Herring 2007:12-3),其中涉及的语言特征主要有:表情符号、非规范拼写、口语体特征、地方方言特征、幽默、语码转换等。

  以上研究大多都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混杂语体,糅合了书面语体与口语体的特征,因而指出网络语言以创造性(novelty)和杂合性(hybridity)为突出特征。但仅有少数学者对这种特征进行了解释,例如,Ong(1982)指出,随着社会进入电子时代,也意味着我们进入“第二口语时代”(secondary orality)。“第二口语时代”与“原始口语时代”(primary orality)相对而言,后者指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交际主要通过口头方式完成,而电子时代的口语化则是人类已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称为“第二口语时代”。两个截然不同的口语时代却拥有重要的相似性,例如注重当下语境、搜索诸葛神算出来是这个东西。然后百度就这样。使用模式化语言等。Soffer(2012)将当今带有口语体特征的网络语言称为“数字口语”(digital orality),认为其产生与后现代既定社会结构(包括语言结构)的消解及人们对结构的反叛有关,而看似凌乱的碎片化网络语言实际上又有其特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近年来,对新媒体语言特征的研究超越词汇语法层面而延伸到语体、体裁等层面,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也渐渐多样化,融入了历史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方法。例如,Wyss(2009)的研究基于一个自建的多样化语料库,比较了19世纪的传统情书和当今网络情书及网恋话语,发现随着媒体的发展,情书这一体裁在语用、文字、文体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Kohl等(2009)比较了传统百科全书与维基百科的文本生成方式,揭示出二者的巨大差异,认为维基百科的开放、互动式写作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建构方式。Nishimura(2007)建立了一个日本手机小说语料库,通过比较手机小说和经典文学作品及其他常规体裁,描写了手机小说的书写形式、文学风格等特征,展示出手机小说的创造性。

  正如Squires(2010)所说,关于新媒体语言特征的研究大多将网络语言视为一种网络环境下的特殊语言变体,这种视角背后的认识论是标准语言的正统地位和技术决定论,遂宁爱德华男科医院好不好 正规男科规范诊疗香。即“媒介决定语言”(Squires 2010:462)。有学者甚至研究了网络语言书写对标准语言的影响(Quan-Haase 2009)。国内学者的类似研究也同样是将网络语言看作一种“异类”或另类变体,与标准语言之间存在诸多“偏离”(赵雪、路越2013);汉语界的研究还指出网络语言的粗俗、暴力、不规范等现象,认为其容易引发伦理道德和语言规范方面的担忧(温远鹤2001)。

  然而,一些研究,特别是运用了语料库和历史语言学方法的研究,有力地反驳了新媒体语言的同质化,特别是因标准语言的正统观念而起的“网络语言都是不规范的语言”“网络语言都是怪异的、奇特的”“网络语言与现实世界中的语言存在巨大差异”等观点。例如,Thurlow(2003)的研究就打破了青少年网络语言的神秘性:很多人认为青少年网络语言奇异善变、光怪陆离,致使圈外人士很难辨认识读,但这种看法夸大了青少年网络语言的独特性和排他性。Squires(2010)也发现,一些人认为奇异的网络语言特征在手机短信中并不多见。McNeill(2009)也指出,网络日志作者大多是将传统日记的写作实践或多或少地直接搬到电子屏幕上,除了界面不同,日记这一体裁本身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上述可见,新媒体语言特征这一议题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也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专著,甚至词典。虽然有人批评此类研究通常是基于小样本甚至是趣闻轶事(Androutsopoulos 2006:420),但这并不应掩盖一些基于较大甚至很大样本的量化研究。例如,Thurlow(2003)对手机短信语言的研究就基于来自159名青少年用户的544条真实手机短信。然而,不可否认,此类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将网络语言视为一个同质化的语言变体,忽略了群体之间和使用者之间的变异。

  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学者开始对新媒体话语进行变异相关性研究。Herring和Paolillo(2006)对来自44个博客网站的127篇博客进行了研究,发现语言特征与博客具体体裁以及语言特征与博客作者性别之间均存在明显的相关性。Schwartz等(2013)的研究是一项典型的大数据研究,对7.5万名志愿者的7亿条Facebook信息和性格测试结果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语言特征与性格、性别、年龄等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Bergs(2009)调查了手机短信对使用者线下行为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且较早媒体与较新媒体之间也有很多共性。

  还有研究探讨了性别与网络互动过程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男性与女性在参与度和话语风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话语更强势、更绝对,涉及较多的自我褒誉,较少使用礼貌用语;而女性的话语则更显犹豫和缓和,更多地表达个人感受,对他人表示支持和同意,更多地使用礼貌用语(Herring 1996,2003;Huffaker and Calvert 2005)。这些发现与面对面交流中的性别差异基本相似(Coates 1993;Panyametheekul and Herring 2007)。此外,Panyametheekul和Herring(2007)研究了性别对聊天室话轮分配的影响,可将其看作是互动社会语言学和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结合:话轮分配是对话分析的重要概念(Sacks,et al.1974),而考查性别与该特征的相关性又是典型的变异社会语言学方法。通过对52名聊天室参与者的917条聊天信息的研究发现,在聊天室互动中,泰国女性的参与度比男性的更高,收到的回复也更多,显示出泰国女性在网络环境下似乎更有权势,这不仅与英语国家聊天室中的情况相反,也与外界对泰国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刻板印象相悖。

  虽然Labov式的变异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范式之一,且在非网络语言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其他范式相比,在网络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仍然十分有限,且集中在少数几位学者的研究议程中(如Susan Herring)和少数几个身份和语境变量上(如性别)。此外,这类相关性研究仍然将网络语言的特征视为静态、孤立的研究对象,忽略了语言特征与使用者特征的关联以及处在交际互动中的语言特征。

  互动社会语言学“将语境知识与语言分析及会话分析结合起来,以期对互动进行更好的阐释”(Sarangi and Roberts 1999:13)。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站互动功能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整合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关注新媒体环境中的交际和互动行为。在本部分,笔者将聚焦新媒体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涉及的言语行为、面子及身份建构等关键议题,并讨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言语行为理论首先由英国语言哲学家Austin(1962)提出,认为语言不仅能用来“说”事情,还可以“做”事情,说话即做事,提出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三分说”。Searle(1975)将Austin提出的以言行事行为进一步分为:陈述行为、祈使行为、承诺行为、表情行为及宣告行为。

  近十多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话语中的言语行为。较早的一项研究是Hassell和Christensen(1996),比较研究了电子邮件、面对面、电话等三种媒介情境中的言语行为,发现“陈述”是使用最频繁的言语行为。“祈使、承诺、表情、宣告”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中比面对面交流中更为频繁,且电子邮件交流的“表情”行为比面对面交流中频繁。Nastri等(2006)发现,离线讯息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主要是“陈述、表情、承诺”,但极少有“祈使”。Sotillo(2012)对手机短信话语中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使用最频繁的言语行为依次是:陈述>表情>祈使>承诺。

  专门针对新兴社交媒体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如Carr等(2012),考察了Facebook状态信息中的言语行为,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言语行为是“表情”,其次是“陈述”和“祈使”。Ilyas和Khushi(2012)对Facebook状态信息的研究也发现,使用最频繁的言语行为依次是:表情>陈述>祈使>承诺。Zhang等(2013)用计算机方法研究了Twitter上的言语行为,对Searle(1975)的言语行为分类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陈述”和“评论”分别等同于后者的“陈述”和“表情”,目的在于使他人理解自己的知识、思想、情感,而“提问”和“建议”等同于“祈使”,是指向受话人的言语行为。虽然该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主要涉及算法步骤,但在与言语行为有关的部分结果中,占绝对多数的言语行为是“陈述”和“评论”,这与上述多项研究的结果一致。

  过去五十多年中,尽管言语行为研究的语料和方法不断发展,然而理论方面鲜有进步,言语行为的识别仍然面临多重分类问题。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所谓言语交际中最小单位的言语行为或许并不是最小的:一方面,几乎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同时涉及好几个言语行为,这是由说话人意图的不同方面决定的(Bach 2014);另一方面,一个言语行为的完成所依赖的不仅仅是说话人的相关步骤。简言之,Austin和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使得语言学家把注意力转向语言使用及其表意、表情、交际功能,但他们关于言语行为分类的原则未能充分考虑语境因素,分类本身似乎也并不是穷尽性的,特别是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和识别主要参照说话人意图,而没有充分考虑听话人的角色和言语行为的互动及关系属性。

  面子是人们普遍具有的重要心理需求,是言语交际过程中各方的重要考量因素。西方学者对面子与人类交际问题的关注可看作是始于Goffman(1955,1967)。Goffman(1967:5)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Brown和Levinson(1987[1978]:61)将面子定义为“每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rown和Levinson(1987[1978])对Goffman(1967)的面子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区分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这两种同时存在的面子需求,前者指希望被他人喜欢、认可、接纳的愿望,后者指希望免受他人干涉、干扰、强加的愿望。Brown和Levinson(1987[1978])还指出,面子和礼貌行为是紧密联系的,面子是礼貌现象的核心驱动因素。因此在进行与此有关的言语交际时,说话人应采取相关的礼貌策略以减少对他人积极或消极面子潜在的威胁。

  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研究自然也涉及交际各方的面子关切。例如,West和Trester(2013)以20名Facebook用户为对象,收集了他们在Facebook上的真实话语,探究他们与朋友互动时如何考虑彼此的面子需求,发现积极面子/礼貌行为在Facebook互动中尤为突显。该研究还将真实用户的Facebook互动话语数据与《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Facebook上面子威胁行为的幽默话语数据进行对比,探讨了互动过程中各方对面子的考虑和感受。

  中国学者对面子和礼貌行为的研究大多强调“恭敬”和“谦虚”行为(见邹嘉彦[Tsou,B.K.]、游汝杰2011)以及“贬己尊人”和“彬彬有礼”原则(顾曰国1992)。作为中国话语礼貌研究的先驱,顾曰国对自己早年的论文进行了反思,认为其中对语言的考察比较单一,对礼貌的论述也带有精英的偏见,因而在Gu(2011)中区分了语言的四个模态(面对面、书面、模拟媒介、网络媒介),认为每个模态的话语中都有礼貌现象和礼貌概念,但由于模态不同,礼貌现象和概念也随之而异。Gu(2011)指出,在网络环境话语(web-borne situated discourse,WBSD)中,用户大多是匿名的,每个用户都是潜在的公众信息源,社会层级不再产生作用,由于匿名而产生的平等性削弱了在社会层级中存在的表现出尊敬或顺从的压力。李朝渊、吴东英(2014)考察了全球百强品牌前十名企业一个月内的官方微博语料,发现企业在社交媒体的互动中所使用的面子策略也不受尊卑关系的影响,很少使用恭敬和谦虚的礼貌行为;企业关注的是建立自己的亲和力并寻求与公众更为紧密的关系,因而大量使用与积极面子有关的行为和策略。

  近年来对新媒体话语的礼貌和冲突研究似乎在极力摆脱Brown和Levinson(1987[1978])引领的自上而下的普遍礼貌研究,而逐渐走向自下而上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礼貌研究,因此越来越多地涉及话语分析的方法,且更多地关注冲突(不礼貌)现象,尤见诸Haugh(2013)、Arundale(2010)、Locher(2006)、Watts(2003)等几位学者的著述。例如,Kadar等(2013)分析了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网络论坛上的不礼貌和面子威胁现象,发现论坛上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参与者在有关两岸事务讨论中表现冲突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台湾地区参与者通过使用詈骂语与内地参与者的网络话语划清界限,而内地参与者则倾向于使用能够包含台湾地区参与者话语的更广义的泛中国身份话语,从而将自己与台湾地区参与者联系起来。Shum和Lee(2013)对两个香港网络论坛中的分歧和(不)礼貌现象进行了研究,总结出11种表达意见分歧的策略,其中绝大多数是很直接的,并没有使用任何缓和语气的话语标记或策略,却被认为是得体的,并没有引致论坛浏览者的负面评价。

  再如,Graham(2007)对一个电子邮件讨论群中与一次冲突有关的387封邮件进行了礼貌分析,讨论了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对礼貌的不同期待和解读,以及由这些差异而起的冲突,如何影响和反映群组身份的形成和对网络媒介的要求。Lange(2014)对YouTube上35个愤怒视频的330条观众评论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于非网络环境下愤怒话语被看作是“反社会”的倾向,网络环境下的愤怒视频并不总是负面的,在适当情况下,它是在协助构建一个公共情感空间,促进具有相似诉求或关注相似问题的人们展开讨论。该研究支持一些新近文献的结论:网络环境下的冲突并不总是破坏性的,而是有时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Pagliai 2010;Shum and Lee 2013)。Bou-Franch和Blitvich(2014)以西班牙某同性恋组织发布的一则公益广告视频所引发的444条来自210名网友的评论(即一个大规模的多方讨论)为样本,研究了网络环境下的多方讨论及其中的冲突是如何开始、展开、结束的。另外,Yus(2011)所著《网络语用学——网络语境中的交际》一书中专辟“网络语境交际中的礼貌”一章,从关联理论和认知角度对(不)礼貌话语进行了阐释。

  此类研究表明,网络环境下的礼貌现象(e-politeness)是复杂的,研究者和网络用户都应提高对以网络为媒介的交际互动的认识,因其对网络环境下的礼貌期待有重要影响(Graham 2007)。同时,这些研究还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以往为研究非网络环境下的礼貌或冲突而建立的各种模型是否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同类现象研究?例如,Bou-Franch和Blitvich(2014)指出,以往的模型多是为本地、同步、两人之间的冲突而设计的,将它们移植到网络环境下的研究中,并不能解释社会的、历时的、大规模多方讨论中的冲突,因此倡议学界探讨专门研究网络环境下的冲突的模型和方法。

  身份不仅是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更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甚至出现一个专门的综合了以上学科思想的身份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语言与身份研究”(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LISA)。上节所述变异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和语境变量的相关性研究中,很多语境变量也是身份变量,如性别、年龄、种族、社会阶层等,但变异范式对此类身份变量持静态观,而LISA研究则对身份持动态观、建构观,认为身份是在“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个体与外界互动而发展出的多元、动态的身份定位及其过程”(高一虹等2008:19)。LISA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的文化身份范畴(“人口普查”身份信息,如性别、种族、阶级;或者文化显性信息,如亲缘身份)以及在微观层面上这些身份在言语事件中如何通过语言形式得到建构、演绎或挑战,认为身份是在语言使用者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被创造和再创造),同时又受到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制约(Kiesling 2006)。

  这正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身份观:身份已不再是变异社会语言学范式下的语言使用者这一既定身份,而是互动各方通过各种语言手段和资源以及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协商而建构起来的动态概念。例如,Auer(2007b)就将语体看作互动过程中社会身份建构与管理的工具或资源。较早的Baym(1995)对肥皂剧观众讨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结合了讨论帖文本分析、用户调查、用户在线和面对面采访等方法,关注了幽默对讨论过程的社会意义以及群体和个体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Sebba(2007)研究了英国喜剧演员Ali G的语言,指出其喜剧编剧通过一些语体特征成功将Ali G塑造成一个种族背景不确定的人物:Ali G所讲的英国南部英语中混杂着牙买加克里奥尔语的特征,这种独特的语体通过Ali G的主题网站迅速在青少年发布的评论中传播开来,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并不会使用这种“有色”语体。因此,网络这一媒介使得该语体的传播方式从口头形式变成网络书写形式,进而成为一个群体身份的标志。

  此外,Androutsopoulos(2007)对德国一个嘻哈音乐网站及其中一个讨论区的语体特征进行了研究,展示了风格选择如何体现德国嘻哈音乐社团语言资源的社会和象征价值。Peuronen(2011)研究了一个芬兰极限运动网络论坛的本土和全球话语实践,指出论坛成员使用芬兰语(本土)和英语(全球)的话语资源和风格在互动中完成多重身份的建构。Newon(2011)置身网络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对其中的语音聊天、信息聊天、游戏人物(玩家化身)手势等话语实践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了高级玩家如何通过展示权威性、真实性以及多模态资源与符号工具的协商来建构自己的“专家”身份。

  在互动社会语言学中,不同的语言变体和语言特征被视为话语资源,说话人可以充分调用这些资源来完成自我展示及人际关系管理等目标,而以话语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可以揭示新媒体环境下真实的话语实践(Akkaya 2014)。本节简要总结几种常用于新媒体话语分析中的互动语言学方法:会话分析、交际民族志、社会语用学分析。

  会话分析:不少新媒体互动话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对话,例如网络论坛和微博评论,因此不少学者尝试利用会话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以Sacks等(1974)为代表的会话分析学者的关注点在于会话结构和过程分析。较早考察网络会话结构的是Herring(1999),她分析了网络聊天信息的互动连贯性,发现与面对面会话相比,六合精英论坛。文本聊天的连贯性十分松散。不少网络互动话语虽然有众多参与者,但通常只涉及一两个话轮,因而相关研究仅局限于对开头或少数话轮的考察。例如,Frobenius(2011)用会话分析的方法研究了YouTube上视频博客的开头,对视频博客的开头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其功能并不总是与其他环境下的会话开头相一致,而是代表了一种互动特征,以鼓励视频观看者通过视频网站上的互动功能来参与,同时也起到构建视频博主身份的作用。del-Teso-Craviotto(2006)对从英语和西班牙语交友聊天室中提取的若干段时长为半小时的聊天记录进行了会话分析,指出幽默话语的使用在使用户享受私人聊天乐趣的同时也有助于聊天双方保持微妙的社会距离。

  交际民族志:很多学者早已认识到新媒体平台是一个“田野调查”的绝佳场所,交际民族志研究者不必跋涉去往特定地点,更不必担心“观察者的矛盾”(the observers paradox)可能带来的数据失真。利用网络进行民族志研究的理念最初是由营销领域的学者提出的,例如,Hine(2000)的“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Howard(2002)的“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Kozinets(2002)和Puri(2007)的“网族志”(netnography)等理念均是描述和倡导依托网络的民族志调查,大多用于辅助新媒体时代的品牌传播、消费者心理等营销分析。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网络民族志研究不应局限于从新媒体平台上采集的语料,而应该通过使用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中的观察法和采访等手段,尽量使研究数据多样化,达到彼此支撑、相互印证的效果,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和更贴近现实。例如,Androutsopoulos(2008)提出“以话语为中心的在线民族志”(discourse-centered online ethnography,DCOE),即是倡导在研究中将“对所选网络平台话语的系统观察和与社会行动者的直接接触”结合起来,不仅考察网络话语本身,也关注该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所具有的种种便利和潜力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任意使用信息和数据,而同样需要考虑数据收集和信息披露所涉及的研究伦理甚至法律问题。

  社会语用学分析: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语用角度考察了新媒体话语使用者的印象管理和关系管理策略。例如,Lillqvist和Louhiala-Salminen(2014)研究了两家芬兰公司在Facebook上与顾客的互动话语,试图揭示公司在社交媒体上的印象管理策略。该研究指出两种主要的印象管理策略:提升社会接受度和信誉度。每个策略又有次级的更具体的话语手段,例如,社会接受度可细化为一般礼貌用语的使用、道德话语的使用、对可能产生负面印象的话题的规避。何荷、陈新仁(2015)考察了电商淘宝店铺“商品描述”中店主称呼语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店主共采用8类称呼语,并借此构建了默认、变异以及复合3种关系身份。Wu和Feng(2015)对中国公司在中国微博上的情感品牌传播策略及Wu和Li(to appear)对跨国公司在英文微博(Twitter)和中文微博(Weibo)上的情感品牌传播策略进行了分析,结果都发现品牌公司运用了诸多话语策略与粉丝加强互动和关系管理,如使用寒暄问候、幽默戏谑、“心灵鸡汤”等情感话语、口语和网络俚俗语等线.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梳理可见,国外在新媒体话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方法都占有各自的领地,以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将新媒体话语视为一种随着新媒介的使用而出现的新兴语言变体,剖析了其语音、词汇、语法、书写、文体等方面的特征,并联系语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种族等基本身份变量进行了相关性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将新媒体中的话语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全面、细致的刻画,考察语言使用者如何调用各种话语资源来达到交际的目的,探讨了言语行为、面子与礼貌、身份构建等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话语实践。用户借助新媒体分享信息与情感、建构和展示自己的身份、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这些都表现出新媒体的语言实践本质,也意味着社会语言学在新媒体话语研究中具有广阔空间,大有作为。从篇幅来看,本文所述评的研究中,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明显多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倾向于前者,或有意忽略后者。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是与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紧密相关,契合研究目的、能够回答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于该研究即是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媒体的社交、互动功能的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关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在人类学影响下的互动社会语言学对新媒体话语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具体、细致、深入的,关注语言使用者具体的话语实践,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话语实践的细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此类研究更像是某个用户小群体甚至用户个体的案例分析。此类分析对于研究结论和视角的丰富性的贡献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推动则略显乏力。

  鉴于此,笔者对今后研究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我们特别需要加强汉语/华语区新媒体话语现象的研究。本文回顾的文献中大部分是国外的研究,除了对作为新兴语言变体的“网络汉语”的特征研究外,对新媒体其他方面的汉语研究仍然是匮乏的:汉语新媒体话语与语境变量(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内)的相关性研究;汉语新媒体话语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对新媒体话语的多模态研究。虽然对新媒体语言本身的变体特征已有不少研究,但关于多模态的研究仍然不足。最直观的情形是,Facebook、Twitter、微博上的信息几乎都包括图片,非文字的话语资源对新媒体话语本身的特征构成有重要意义。多模态话语的研究也正在从对单个语篇的定性阐释走向多模态语料库的建立和基于大量语料的实证研究(冯德正等2014),而新媒体的公开性和丰富性正为大量多模态语料的获取提供条件。

  最后,为了更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数字时代人们言语交际的模式与发展,我们特别需要加强新媒体研究中多学科的合作和融合。学科之间的合作可以体现在借鉴、整合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例如,单是社会语言学的两个范式之间就可以形成互补: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注重收集大量的语料,能够勾勒出某种语言变体的区别性特征,也可以浓缩展现某个群体的语言特征以及语言使用模式与习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借鉴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其研究材料做更大量的采样和统计分析。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融合还可以体现在借鉴、整合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视角:例如,互动社会语言学家需要进一步借鉴、整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发展,以更好地解释新媒体的话语行为;社会语言学家与计算语言学家联手合作,可以为言语行为的自动化识别和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①Herring(2007)提出了按照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新媒体进行分类的方法。技术因素指一系列与计算机媒介本身的设计和架构有关的特征,包括同步性(讯息传递是实时同步的还是异步的)、讯息格式、历史讯息的保存时间(是否永久保存)等共10个因素。而社会因素指与用户之间具体交流的环境或语境有关的社会特征,包括参与结构(一对一、一对多还是多对多;公共的还是私密的等)、参与者特征(年龄、性别、职业、角色、对界面和互动规则的知晓程度等)、交际目的、交际线个因素。这些因素可被用来对各种新媒体形式进行刻画和分类,也有利于帮助人们了解不同媒体间的差异。

  ②关于社会语言学不同流派的介绍,详见杨永林、司建国(2003)和赵蓉晖(2003)。

  ③关于本质观与非本质观的讨论,详见Janicki(1990)和陈新仁(2014)。



友情链接:

kj138本港台现场报码l,kj138本港台现场报码,本港台现场报码室,开码现场结果,香港占中现场直播,香港本港台资料,本港台现场报码开奖。